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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发布日期:2019-09-18 01:51   来源:未知   阅读: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趾高气扬,曹锟更是意得志满,急欲登上总统宝座。为能早日被选为大总统,一方面指使手下赶走了黎元洪,一方面则不惜使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曹之举措遭到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卢永祥深受直系军阀的挤压,为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于1923年6月27日率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

  卢永祥的通电,得到了全国各派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与此同时,各反直势力云集沪、杭,商讨联合反直事宜,沪、杭俨然已成反直活动的中心,浙卢与苏齐及其直系军阀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均知战争已迫在眉睫,因此调兵遣将意欲一战。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深知战争一旦爆发,两省人民定遭涂炭。于是他们发起组织了“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同时亦因苏齐与浙卢准备尚不充分,同年8月19日,江浙双方达成“江浙和平公约” 。这一公约由江苏督军齐燮[xiè]元、江苏省长韩国钧、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签字盖章后发表。公约的签定,使反直各派拟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活动破产,并使江浙形势趋于缓和。

  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12日,卢永祥发表通电,不承认曹的总统地位,并声称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筹措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与卢永祥矛盾更深,终因福建问题而触发了江浙战争。

  福建地区长久以来受到各派势力的瞩目。1922年10月,皖系军阀徐树铮在驻军福建延平的皖系军阀、中央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的支持下,成立了“建国军政制置府”。徐联合孙中山派兵驱走了依附直系的原皖系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委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大总统黎元洪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于10月下旬下令讨伐徐树铮。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11月初,徐离闽赴沪,建国军政制置府随之垮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转投直系。黎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任命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直系军阀后起之秀的孙传芳为福建督办。孙采用种种手段,企图将福建重新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但因遭到地方实力派的阻挠,经营年余一无所获。1924年3月,孙借助同属直系的福建闽北护军使周荫人的大力支持终于厘定福建,将福建重新拉回到直系的怀抱。5月,北京政府一面为进图广东,一面也是为了酬谢周荫人在征服福建的过程中曾出过大力,遂任命周为福建督办,而将孙传芳改任为闽粤边防督办,以图广东。由于广东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地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进不去,而福建也容不下周、孙两个军阀的势力,孙遂欲向浙江扩张势力。

  卢永祥深知浙江已成为直系军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为求自保,一边拉拢奉系军阀与孙中山为粤援,一边将被孙、周从福建逐出的原福建漳厦护军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臧致平部与福建第三师师长杨化昭部共6000余人收编。卢收编臧、杨两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以及与安徽、江西分别签定的“皖浙和平公约”和“赣浙和平公约”的有关规定,即不得容留、收编“客军”。卢之做法,为直系军阀挑起战争提供了口实。

  奉系军阀在第1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地区积极经营储备武力,以图东山再起。为了壮大声势,并与粤、浙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直系政权。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同盟关系,于9月4日发表通电,谴责曹、吴政府,并以援助卢永祥为由,组织“镇威军”,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

  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25万人编为6个军,以姜登选为第1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李景林为第2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以张学良为第3军司令,会同姜登选部,攻山海关九门口;以张作相为第4军司令、吴俊升为第5军司令,作为援军,部署于锦州、兴城、绥中一带,防止直军从海上登陆,并随时策应两翼作战;以许兰州为第6军司令,由西面的开鲁攻打赤峰,而后向承德开进。

  9月13日,京奉线日,奉军分兵两路向榆关和朝阳出发。同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

  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的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电召吴佩孚迅速到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等和全体阁员以及北京城的高级文武官吏都到车站排队恭迎。

  当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电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17万人,分3路出兵。其兵力部署为:以彭寿莘为第一路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2路军司令,出兵赤峰口;以冯玉祥为第3路军司令,出兵古北口。另设10路援军,分别以曹?、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田维勤、张治公、李绍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司令,随时准备投入战事。

  在奉军发动进攻之前,直军主力第1路军已开进榆关中立区。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军将领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防务,使直军海上进攻计划始终未能得手。奉军的空中力量优于直军,因此,奉军飞机先后在榆关和秦皇岛一带投弹轰炸,破坏直军的阵地。

  奉、直两军主力在榆关地区相峙数日后,自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军处于守势,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但是奉军精锐部队第3军在张学良、郭松龄的指挥下,前仆后继,奋勇仰攻,双方死伤惨重。10月7 日,在奉军的强烈攻势下,直军力不支敌,九门口被奉军攻破。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守城无望,畏罪自杀。

  奉军将主力集中在榆关一带,发动全线猛攻,先后又攻占了石门寨、山海关,于10月17日开始进入关内。吴佩孚凭关据守的作战企图失败后,率部退至秦皇岛,又以舰队运兵3万余人,向榆关方向增援,企图挽回直军的颓势。但是,由于此时冯玉祥秘密率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遂使直军士气大伤,吴佩孚原定的作战计划全盘打乱。

  21日,冯玉祥命鹿钟麟率部以昼夜200里的速度驰赴北京。22日下午,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遇会合。晚8时,率部由北苑出发,轻装简骑,静悄悄地来到安定门。这时,已近深夜12点,夜幕沉沉,城内一片寂静。守军孙岳部早已得到命令,大开城门,迎接鹿钟麟。事先混入城内的部队,已按原定部署,于11时包围了,切断了电话线,并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及火车站等要害部门。各处守卫警察因事变突如其来,莫知所以,均乖乖缴械。

  鹿钟麟入城后,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指挥部队在北京全城迅速布防,封锁了各重要交通路口。此时卫队长官正在通宵打牌,对外面所发生之事全然不知。鹿钟麟下去惊动他们,只令张俊声加强警戒,严密看守,先派人将曹锟之心腹李彦青、曹锟之胞弟曹锐逮捕。23日凌晨5时,鹿钟麟就把北京全城控制在手中。6时许,他请孙岳派人将卫队缴械,并囚禁了曹锟。整个政变过程,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惊扰一个北京市民。清晨,市民惊异地发现满城皆是佩戴“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北京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10月24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黄郛、王承斌等举行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并商定先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在孙、段入京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事宜。会议还决定将冯、胡、孙所部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三个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会后,冯等联名电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10月25日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1月1日,冯玉祥已经开始向固守在杨村和北仓一带的直系军队进攻。11月2日,奉军占领芦台,目标直指塘沽。吴佩孚此时已经被张作霖和冯玉祥两面夹击,摆在吴佩孚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在塘沽登军舰离开天津。但奉系军队的进攻速度很快,如果吴佩孚此时稍有迟疑,肯定会被张、冯的军队俘虏。北洋元老段祺瑞此时动了恻隐之心。他派人给吴佩孚送了一封信,要吴佩孚赶快从塘沽离去,吴佩孚接到信后,给段祺瑞打了电话表示感谢。后来有人分析,这是段祺瑞为感激吴佩孚当年不杀自己而作出的举动,其实,段祺瑞还有更为深远的想法。

  当吴佩孚了解到冯玉祥的部队距离天津只有9公里时,11月3日上午11点,吴佩孚带着自己的幕僚和残余部队乘坐火车退往塘沽,许多粮草和弹药无法带走,吴佩孚吩咐手下人,将所有不能带走的物资一律加上封条,转交段祺瑞。

  与此同时,段祺瑞通知已经攻占芦台的奉军降低行军速度,吴佩孚得以乘坐军舰南下。登上军舰后,吴佩孚遥望天津方向,自己怎么也想不通,怎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直系就兵败如山倒,如此不堪一击。所幸,他还能回到长江流域,继续偏安一隅。此时,奉军距离天津只有5公里。直系的20多万大军,吴佩孚最后只带走了2000多人。

  当吴佩孚了解到冯玉祥的部队距离天津只有9公里时,11月3日上午11点,吴佩孚带着自己的幕僚和残余部队乘坐火车退往塘沽,许多粮草和弹药无法带走,吴佩孚吩咐手下人,将所有不能带走的物资一律加上封条,转交段祺瑞。

  与此同时,段祺瑞通知已经攻占芦台的奉军降低行军速度,吴佩孚得以乘坐军舰南下。登上军舰后,吴佩孚遥望天津方向,自己怎么也想不通,怎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直系就兵败如山倒,如此不堪一击。所幸,他还能回到长江流域,继续偏安一隅。此时,奉军距离天津只有5公里。直系的20多万大军,吴佩孚最后只带走了2000多人。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段祺瑞由于与张作霖和冯玉祥形成了反对直系的联盟,所以当战争取得胜利时,冯玉祥邀请段祺瑞出山担任国民军大元帅,但段祺瑞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说同意,冯玉祥邀请他入京,段祺瑞也不去。就在他摇摆不定的时候,冯玉祥在北京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驱逐了民国总统曹锟,逼迫曹锟下台,二是驱走了住在故宫里面的溥仪,让人对这位后起之秀刮目相看。段祺瑞多次电邀冯玉祥到津议事,此时,张作霖也从东北乘火车到了天津。

  段祺瑞召集俩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北方两股势力最大的军队统帅能够支持他东山再起,重新执政。与几年前相比,段祺瑞对武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直皖战争中失败下野后,他已经从先前主张的“武力统一”的迷梦中醒来,为确定在北洋系中惟一最高领袖的地位,段祺瑞还是不主张张作霖出兵南下。见到段祺瑞反对态度如此坚决,张作霖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刚刚入关的张作霖不愿像吴佩孚那样树敌太多,于是就顺从了段祺瑞的主张。

  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煞费苦心地为张作霖和冯玉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从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奉系高级军官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京汉线和京绥线方面则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督统,李鸣为绥远督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

  张作霖和冯玉祥也心领神会,同意支持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并服从段祺瑞的命令。于是,在会议上,三方共同商定,奉军在津浦线上至德州为止、对东南不用兵、允许吴佩孚和平下野、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5人发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下野数年的段祺瑞再一次掌握了北洋政府的权力。闵行区 家庭装修平台台式机鼠标键盘不能用